帮学生理性选专业，先晒晒各学院的“家底”

　　上海大学2012级的4400多名学生刚刚完成专业分流，收到了各学院的录取通知。

　　专业分流，是上海大学实施的大类招生政策的“孪生”制度。上大录取的新生在大一阶段没有专业身份，先在高考志愿填报的学科大类中（人文社科类、经管类、理工类）接受通识教育；大一结束后，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高考成绩以及大一成绩排位等，填报具体的专业志愿，学校再根据新生填报的志愿分流。

　　放开学校的专业让学生自己选，会不会出现“热门挤爆头、冷门没人去”的尴尬？每年少数毕业生到就业时总会感叹，当初选错了专业。他们的“遗憾”能否传递给后届学生作为选专业时的参考？学校专业的冷热其实一直在切换，某个具体专业的办学质量如何，更是外人难以准确评价的。但这些信息又该如何及时传达给学生？

　　今年对大一学生做专业分流前，上海大学披露了一系列和近年该校毕业生就业去向相关的信息和数据让数据说话，帮着学生选专业。

　　上大2012级学生王修文，在本次专业分流时被土木系录取了。其实，在理工类读大一的王修文，最初的想法是填报通信专业。他告诉记者，后来之所以改了志愿，原因之一就是从学校内网上了解到了一些“内幕”。

　　王修文仔细比对了土木工程和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签约单位以及不同行业的用人需求等数据信息，分析几张图表后，他果断地修改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王修文的室友，在这次专业分流时更是填了一个让同伴们惊讶的“大冷门”：冶金专业。冶金专业过去一直是学校的“调剂大户”，因为按照传统的报考方式，高中生多对冶金缺乏了解，填第一志愿者寥寥。而王修文的室友之所以填报冶金，也是因为看了数据：冶金专业听名字“冷”，就业可不冷，不少毕业生都去了像宝钢这样的大型国企。

　　随着一系列就业数据的公开，各个院系出现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

　　部分院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次专业分流中，少数往年受追捧的学院开始遇冷。比如英语专业，今年招到的学生只是计划招生数的一半；理工类中和化工相关的专业，招生缺额数也较大。

　　上海大学一位文科资深教授说，向全校学生公开所谓的院系“内部数据”有一个好处：学院办学再想“打闷包”就难了。“学校的个别专业可能已不适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的人出路难寻，这类信息过去只有院系少部分老师掌握，因为谁都不愿意拿家丑示人，院系内部也缺乏教改的动力。”而今，由于学校主动向学生晒各个学院的“家底”，无意中增加了院系之间在办学质量上的竞争，一些人才培养质量不如人意的院系自然会面临生源危机。这些院系的“出路”也变得简单：要么萎缩、要么转型。

　　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介绍，在专业分流前提供往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以及来自用人市场各行业人才需求等信息，客观上增加了学生选择专业的科学性。“以往学生选专业，不是听家长的，就是听师兄师姐或者老师的。但就业市场的风向标和各个行业的实际用人需求，谁能准确说出来呢？”随着一系列就业数据的公开，学生们得到了更多实惠。

　　据悉，上大2012级学生专业分流后，第一志愿满足率达到59.3%，前三志愿满足率达到85.7%这两个数字都大大高于传统高校先填专业后录取的志愿满足率。新生中，前六志愿都未满足继续被调剂专业的学生，比例低于5.5%，而在普通高校，调剂专业平均率为12%。

　　原标题：大数据时代：高校为人才培养晒“家底”

　　教改决策，与其“拍脑袋”不如听数据说话

　　开掘学校历年积累的数据帮新生选专业，只是“小试牛刀”之举。在上大，数据正直接参与这所高校的教改进程。

　　2012年，上海春季高考的招生院校名单里，上大不见了。作为探索打破“一考定终生”的传统高考的新方式，上海从2000年率先推出春季高考。当上大宣布退出春考后，业内有分析说，除了报考人数下降，春考给学校日常教学管理带来难题，甚至考务成本高昂等，是大学对春考“不感冒”的原因。

　　这样的分析，并不全面。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叶志明说得很直接：同样是探索打破传统高考制度的新举措，上大决定退出春考，但今后会更加支持插班生考试。决策的依据，正是一揽子和这两项招生考试相关的数据。

　　2000年，上大招收插班生的人数为55人，到2011年时，插班生招生数达152人。和秋季高考进校的学生作比较，统计数据表明，插班生的学习情况，历年来都优于秋考生。但同期通过春考招收的学生，除了2001至2004年的平均成绩超过秋考生外，往后的年份里，春考生表现一路走低，2009年时，春考生的平均绩点更是被秋考生甩开了一大截。

　　分析这些数据，学校很快找到了原因。2008年以后上海高招实行平行志愿，考生由于填志愿等原因落档继而选择复读的人数锐减。眼见春考生源一年不如一年，上大决定退出，把招生名额用于生源更佳的插班生考试。

　　仅这一项举措出台，上大就调用了逾10年的数据。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海量信息数据库。目前，上大教务处有教学信息平台，招生办有招生信息系统，就业办有就业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生部也有涵盖学科评估等结果的研究生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说到这一茬，叶志明笑了。在上大的教育教学管理中，最早一批和学校招生、人才培养以及就业有关的数据从15年前开始就录入、积累了，即便是最“年轻”的一批和学校管理工作相关的数据，也已经有8年的积淀了。

　　在“大数据”概念未出现时，上大已经开启了数据信息库的“基础设施建设”，叶志明说，当时纯属无心插柳。

　　1998年，叶志明出任上大教务处长一职，作为学校的“招生官”，一个想法很自然地浮现在他脑海：和同类市属院校相比，上大生源情况究竟如何，竞争对手又是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找出数据做分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叶志明每到一个工作岗位，就要求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勤录数据、筹建信息库。所有的数据都要按照规定的格式录入，并同时设定不同数据的属性，在当时，这被认为是“繁琐得要命”的事情，并不讨好。但时至今日，海量数据已对上大的教育教学管理和改革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包括上大在内，沪上多数院校启动信息化建设都有近10年的历史。沪上一所985高校的招生办老师坦言，过去，学校的很多数据分析，一个主要用途是为了打“招生战”。一所高校面向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招生，需要的生源在哪里，哪些省份的招生名额应该多投放，这些具体决策需要数据支撑。

　　随着数据越积越多，高校人士也开始意识到，这些数据会“说话”，能在办学中派更大的用场。

　　寻找“隐秘”的数据办学回归以人为本

　　合理挖掘数据，可以发现一些以往不被注意的教学管理“盲区”。比如，每所高校每届都有延期毕业的学生。这个群体的学生，是否遭遇过共同的困境，如何帮助他们？

　　在上大教务处的数据库里，这些问题有了答案。以上大2008级学生为例，申请延期的有580人。统计表明，其中超过七成是因为大一、大二时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挂科”。而学生最容易不及格的课程依次是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英语以及计算机等。在数据库里再搜索、分析，就可以轻而易举找到学校里挂科率较高的学院。

　　上大教务处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每个学院的老师并不会专门去研究学生挂科的原因，只会泛泛地告诉学生挂科了可以重修；而通过这个数据库，延期问题被聚焦了。很多学生无法如期毕业，隐患在大一大二时就埋下了。“辅导员和院系分管教务工作的老师如果多关照大一大二学生，学习盯得紧一点，或许今后几年的延期原因就不会是因为基础课了。”

　　“这些年，很多大学都在深化改革，新的教学改革方案取得的效果如何？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那么情况究竟怎样？更多的恐怕是‘跟着感觉说’。”叶志明认为，及时采集和人才培养相关的系统数据，并对数据作出科学分析，很多过去被认为模棱两可或者说不清楚的管理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以高校就业工作为例。一个好看的就业率数字，能否充分说明社会需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匹配度？如果不能，还有哪些数据可以启用？自2009年开始，上海大学就成为最早引进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学校办学质量作评估的高校之一。最近向社会公布的上大2012年度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显示，2011届毕业生愿意推荐母校的比例为70%，较上一届高出2个百分点。和全国“211”院校2011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相比，上大毕业生的满意度达到93%，高于平均值3个百分点。

　　除了这些利好能直接说明办学的成效之外，数据也同时反映着有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上大一项针对毕业生的调研数据显示，学生对学校设置的核心课程内容的认同度并不高，有38%的学生不满意。为此，上大在2011年开始推行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改革中，加大了对课程体系和内容改革力度。

　　沉睡多年的数据苏醒，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尤其是改革方向的决策，上海大学只是一个样本，但足以让人看到一个事实：大数据时代，高校也正由此可以发生变革。